不知道你想過沒有，為什么發達國家和發達城市沒有會展政策？為什么全世界最有吸引力的會議展覽政策都集中在我們國家？

說到博弈論，其實也沒什么神秘的，它研究的就是競爭、合作相關的問題。從博弈角度看，會議展覽政策就是地方政府在市場競爭中創建自身優勢的一種手段。大家都知道，會議展覽活動能給舉辦地帶來諸多好處，包括提升城市形象、推動產業發展、拉動旅游消費、吸引更多投資等。無奈有價值的會議展覽活動數量是有限的，中國這么多城市都想要，怎么辦？每一個城市手里的牌都有限，盤算來盤算去，只有“政策”這張牌最好用——效果立竿見影。

那么問題來了，會展政策能解決所有問題嗎？會展政策這張牌會永遠好使嗎？當所有人都出同樣的牌的時候，你不出牌肯定贏不了，可出了就一定會贏嗎？各個城市的會展政策，說白了就是比誰家的資金多，誰家的力度大。可是水不停地漲，船一個勁兒地升高，什么時候是個頭呢？所以，博弈專家說，“囚徒困境”逼著我們出掉手里最好的牌，可“納什均衡”又告訴我們，當玩家們都出同樣好牌的話，那么你因此建立起來的所謂優勢，將會重新歸零。我有些好奇，當“政策之牌”玩不靈的時候，新一輪競爭優勢該如何建立？

很顯然，當我們沉溺于“政策游戲”不能自拔的時候，發達國家、發達城市早已達到了會議展覽市場競爭與合作的另外一種境界。

實際上，不僅是會議展覽業，我國其他很多行業都一樣，“政策”都在其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這與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所處的特殊階段有直接關系。相對于西方發達國家，我國在社會經濟的各個方面都算是后來者，而后來者想要創建自己的競爭優勢，就得打出一些有可能產生奇效的“牌”——“政策”就是其中之一。一句話，“政策”是玩家們創建后發優勢的一種有效手段。國內各個城市之間的競爭也有先發和后發之別，而后發者想要在競爭中搶占優勢，“政策之牌”是必須要出的。會議展覽業，當然也無法例外。

關于“政策”與會議展覽之間的互動關系，至少給我們帶來了以下兩個方面的啟示：

一是要設法在“政策”博弈中出妙牌。在“政策”博弈階段，既然一定要出牌，那就要想辦法打出“妙”牌。

各個城市的會議展覽政策都不盡相同，主要原因來自背景差異——每家城市社會經濟發展的情況不同，推出會議展覽政策的目的及操控這些政策的方式也就不完全一樣。綜合分析，中國各主要城市的會議展覽政策，在目的上大致分為以下幾種類型：一個是展覽優先型；二是會議優先型；三是會議展覽獎勵旅游綜合型；四是國際訪客優先型等。從操作模式上，又可以分為消費獎勵型、重要項目一事一議型等。

地方政府在運用政策手段的時候是有很多受制因素的：一是資金有限，不好面面俱到；二是人手不多，很難在這方面投入太多精力；三是財政資金管理規則繁瑣，使得會議展覽部門心有余而力不足；四是會議展覽政策是要不斷更新完善的，每一個發展階段的需求都不太一樣。

有幾個建議：一是不要跟風，因為跟在被人后面，不好打出“妙”牌；二是不要把政策的地位絕對化——它只是你的選項之一；三是把有限的財力、精力用在重要項目上；四是要明確政策激勵只是階段性的，早晚要被別的方式所取代。

二是努力為“后政策博弈時代”建立競爭優勢打基礎。有人會說，資金支持難道會過時嗎？誰不想要更多錢呢？從道理上講，這話沒錯，可會議展覽市場及其與城市之間的互動關系是復雜多變的：一，由于存在資金和精力有限等問題，你根本無法在動態中有效駕馭會議展覽市場與城市之間的互動關系，并做到資金利用的最優化；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很多時候，對于品牌性會議展覽的組織者和參與者而言，最需要的不一定是有限的資金支持，有些幫助可能更重要。

我沒有查到歐美國家在會議展覽市場發展初期，是否出現過大規模“揮舞政策大棒”的情況，但綜合分析，即便以前有過類似的做法，但其真正發揮的作用一定沒有我們想象的那么大。放眼西方世界，每一個城市在國際會議展覽市場上所占有的位置，都是相關方長期博弈的結果，某個節點上采取的措施所起的作用有限。

有趣的是，西方會議展覽發展歷史表明，會議展覽組織者、參與者在與各個城市互動過程中留下的最大遺產是一個被稱為“會議旅游局”（CVB）的機構及其相關的運作模式。西方國家的任何一個城市，哪怕它的塊頭很小，幾乎都有一個類似的機構存在。為什么是這樣的呢？因為它的組織架構和運作模式最能反映會議展覽組織者和參與者的實際需要。

所以，如果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律都一樣的話，那么中國城市會議展覽“政策博弈時代”之后的走向，一定與“會議旅游局”（CVB）及其運作模式、服務內容有直接關系。到那個時候，大家拼的不再是誰給的錢最多，而是誰提供的服務最系統、最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