瀏覽一下幾千年的中國古代歷史，我們能夠找得到的唯一的與現代意義上的“會議”有關的活動，是春秋戰國時期的“諸侯會盟”。所謂的“諸侯會盟”就是各諸侯國開會并訂立盟約的活動。這類活動相當于現在的外交活動或者國際會議。為什么偏偏在那個看起來亂哄哄的時期會有這樣的“會議”而之后的兩千年就再也沒有了呢？

　　這實際上與“會議”本身的價值以及“會議”這類社會活動發生應該具有的基本條件有關。根據現在的定義，“會議”的價值有學習、分享、討論、社交、激勵與開展業務，而要實現以上的目標，會議的參與者就得具備一些必要的條件，比如相對的平等性、自主性，以及對于會議效果的某種期待等。如果一個活動的參與者完全是被動的，“會議”開得怎么樣跟自己沒關系，那么“會議”的價值就無從發揮。

　　春秋戰國時期的“民主氣氛”比較濃厚，各諸侯國具有相對的平等性和自主性，所以“會盟”這樣的政治性聚會才有可能在周天子的眼皮底下發生過數百次。不過這樣的場景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再也沒有出現過——要么是一統天下的專制政府不需要，要么是多朝多國并存的情況下，相互之間認可的只有“拳頭的力量”。

　　有人說，皇帝不僅在朝堂之上舉辦議事活動，還在各地舉辦“片區會議”或者“專題討論會”，那不也是會議嗎？有“會”——大家見面，但沒有“議”——參與者之間平等的互動。只要有絕對權威存在，就不會有“會議”這一說。

　　中國歷代的“輕商”傳統，加上皇權專制，只會造就滿街跑的小商小販，不會有發達的商業文化，更別談什么行業組織了。所以政府的“會議”不像“會”，而商業會議、社團會議壓根兒就不存在。連“會議”都沒有，哪里還會有什么不著邊兒的“會議產業”。

　　我們目前處在一個有史以來最為開放的時代，我們可以自由地去干很多事兒，包括開會。在眾多原因的共同作用下，我們成為了“會議大國”。然而睜開眼睛看看地球上的每個角落，與我們在很多領域所取得的成就相比，我們在“會議”這件事情上所做的工作及其它所顯露出來的效果并沒有我們想象的那么值得傲嬌。與我們的GDP總額與可能的參會者總量相比，無論是作為現代運營管理工具的“會議”在各個領域中的應用，還是會議產業作為一個新興服務產業所展現出來的力量，都要小得多。

　　為什么美國人愿意花費占GDP總額約1.8%的費用在會議上面，而我們卻連人家的一半都舍不得用呢？高額的會議花費在社會經濟運行中到底意味著什么？這還真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

　　會議是一個科學管理的工具，或者說無論是政府、社團、企業，要想科學運營，就離不開會議這種工具。再換句話說，任何一個機構，如果沒把會議這項工具用好，就談不上有什么科學管理。順著這個思路推論，先不說政府，如果中國的協會、企業把會議這件事兒都做好了，不僅管理水平有可能大幅提升，真正實現與國際接軌，中國會議與獎勵旅游業目前的市場規模至少可以擴大3-5倍。

　　回顧一下歷史沒什么壞處，沒準兒可以從中找到一些現在想要的答案。我們從以前的沒有會議到如今濫用會議工具的“會議大國”，其實并沒有什么本質的變化——都與科學的運營管理沒有關系。由此帶來的副作用是——會議還因此背上了“無聊”、“走過場”甚至是“藏污納垢的工具”等本不該有的罵名。

　　從目前的情況看，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真正把會議這個現代運營管理工具用得不錯的，主要是外企及少量具有國際化思維的民營企業，它們同時也是中國會獎旅游業的核心貢獻者。盡管這部分企業占中國經濟總量的比例并不高——大概兩成左右，但如果沒有它們，中國會獎旅游公司、公關公司將會失去九成以上的業務份額，會議中心、高星級酒店及度假村也都將關張歇業。令人感到痛心的是，除了這一部分會議之外，成就我們“會議大國”之名的其它很多會議，目前還在以各種不同的方式損害著“會議”作為科學運營管理工具的名聲。

　　政府、企業、社團是現代社會運行中三種相互關聯、相互補充的力量。西方發達國家的政府比較弱，企業及社會團體就很發達。中國政府的力量比較強大，社團就成了它夾在嘎雞窩里的孩子——不需要自主判斷和生長的能力；政府的親生兒子——占我國經濟比重約四成的國有企業，雖然高居壟斷位置，個頭巨大，但體弱而多病；中國民營企業的實力及所占經濟份額正在持續上升，但由于各種原因，它們中的大多數仍沒有達到企業發展的成熟期——會議及其運營管理——還沒有放在主要決策者的議事日程當中。

　　社會經濟是向前發展的，科學管理是一切管理的發展方向。讓我們期待更多的機構、更多的人加入到時代發展的潮流當中來，用好會議及獎勵旅游的工具，這樣的話，中國的會議產業就會變得更有希望。